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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我的老師葉啟政-一個圈外人的社會學素描(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蘇峰山)

畢業之後,並不是就跟老師斷了線。畢業以後,反倒比較像個學生。(或許就像成為人父後,比較知道怎樣為人子。當了老師之後,似乎也比較了解怎樣做一位學生)十年來,於公於私,總還是常會到台北,與老師見面,卻是話家常的時候多,知識上的請益少。從某個層面來看,關係卻是更親近了。記得剛到嘉義教書那一年,第一次回台北與老師碰面,正是帶著我家那才三、四個月大的小嬰兒去拜見葉爺爺。看著老師似乎不得已抱著那個硬塞給他的小麻煩時,感覺既親切又好玩,還好那個小鬼的哭聲解除了他的窘境,因為可以名正言順的把麻煩丟回給媽媽。然而親切的感覺似乎讓知識的關係愈形遙遠,而我該回憶什麼?書寫何事? 回憶像是搜尋他人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跡,然而就算搜尋些許痕跡,那真是他人的印記,真實的表徵嗎?理論熱情,關心社會,關懷學生,傳道授業;馬克斯,韋伯,涂爾幹,派深思,季登斯,布爾迪厄;功能論,批判理論,結構主義,文化研究,消費社會;本土化,知識份子;這一切的概念與議題可以列一長串,但那真是可以表徵他的痕跡嗎?倒是有一句話,不是我回憶的映射,而是他充滿感情說著那篇文章,詮釋那段話的聲音仍迥盪於我心中──陌生人,不是今天來,明天走的漫遊者,而是今天來,明天留下來的人。那是潛在的漫遊者,他雖然不再離開了,但他並未全然終結掉來去的自由。 書寫陌生人一文的齊美爾被視為是學院中的陌生人,身處學院中的老師有相似的情懷嗎?才情洋溢,揮灑自如卻有些不符學院常規,不合時宜。影響許多學生,卻不成就任何學派傳承。不將生命受限於學院社會學的形式,卻又以社會學思考來表達某種生命情懷,而這又是學院所不願接受或無法理解的,我們可以有許多的比附,但或許只是許多無謂的比附罷了。將老師比擬於齊美爾將是時空錯亂的比附,然而思索作為一種社會學形式的陌生人,藉以探詢老師的生存樣態,或許整個仍是錯誤的表徵,但至少不會只是無謂的殘痕。 看似可笑,為了書寫老師,我一遍又一遍重讀齊美爾所寫的陌生人。我想老師最欣賞的大概是前面引述的那一句話,陌生人不是今天來,明天走的漫遊者,而是今天來,明天留下來的那個人。這句話令人悸動不在於如詩般的語言表現,而在於呈現了貌似矛盾的真實。矛盾在於,既然留下來了,為何還是陌生,關鍵在於,只有留下來了,才能成為陌生人。就如齊美爾所說的,陌生人是在團體之內的,是團體本身的要素。這是做為社會學者的老師之生存樣態。陌生人是一種社會形式,一種樣態(一種樣子,一種狀態),如果漫遊指的是一種抽離樣態,一種可以從任何固定點抽離出來的樣態,那麼漫遊與定著正成為相對概念,而陌生人這種社會形式所呈現的,乃是漫遊與定著這兩種性質的綜合。在這樣的社會形式中,同時呈現了個人與一定的社會關係。 陌生人是抽離而又定著的,在思考做為一個人與一位社會學者之間的關係,老師表現了如此樣態。作為一位社會學者並非必然,也非執意的定著,那並不能成為一種全然的生命樣態,然而其生命樣態卻只能經由某種社會學式的論述來呈現。這或是正是老師之所以吸引那麼多學生的原因之一吧,他以某種方式將生命的關懷帶入社會學的表述之中,學生在這裡看到了某種生命表現,而不只是習得某種學科技術。對於當時正努力構作一種新的學院規範的社會學者而言,這可能是一種錯誤的社會學示範。孰是孰非,吾人無需在此論斷。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作為陌生人的葉老師不再只是主觀生命樣態的呈現,而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形式與互動關係。他不是全然的被排斥,因為他的地位,學識與熱情,他的聲音終是會被聽到,卻也只是被聽到。在一個逐漸成形的學院體制中,他是一位親近的疏遠者。在人際關係與社會形式上,他成為一位陌生人,因為某種特定的親近與疏離關係的組合,及其引發的緊張。 在所有社會關係中,都有親近與疏離這兩種性質的組合,只是其中某種比例與緊張,會形成陌生人這種特殊關係形式。如果我們從(社會)距離來觀察這種關係,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人正因為他是疏遠的,所以被視為是親近的。但另一方面,這個人對團體其他成員又呈現出一種陌生感,那是因為那個疏離者正是親近者(一個熟悉的陌生人就在你身旁)。葉老師及其社會學關懷與台灣社會學體制的關係,似乎正是這樣的寫照。在台灣社會學界,除了瞿老,高老及少數幾位前輩之外,沒有幾位不尊稱一聲葉老師,這尊稱不只是反應年齡,輩分的形式,而且是真實的。但同樣真實的是,這尊稱不表示接受與贊同。他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但不是化外之民。 抽離與定著的結合,親近與疏遠的特殊組合,陌生人因而具有客觀的態度,客觀並非不參與其中,客觀正是一種積極明確的參與,這種客觀的表現恰如有理論的觀察,而非素樸的經驗論。素樸經驗論者相信心智如白紙,所謂客觀乃是單純的反映真實。理論性的觀察則是在理性自律的規則下展開,以排除偶然的扭曲與主觀觀察的差異,才能探得客觀的觀照,陌生人的客觀也正是如此,他比較可以不受既有前見(prejudice)所限囿。老師求學與知識發展的過程,對社會學知識性格的定位正表現了這種客觀性。大學,研究所唸的不是社會學,赴美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回國進入政大,台大教書。慢慢的教的幾乎與原先研究方向毫無相關,有意的反省讓他徹底轉變思考的方向,所謂理論性的觀照由此而展開。就如前面所說的,客觀不是不參與,而是一種積極明確的參與,強調理論性的觀照乃是老師參與台灣社會學學院體制形構過程中,最突顯的表述,也正是其做為陌生人客觀性的呈現。對許多人而言,這是矛盾不可解的聲音。社會學理論頂多只是一項次領域,甚至可以化為各次領域的一個項目,將理論標舉到具有普遍甚至獨特的地位,乃是難以理解贊同之事。更吊詭的是,老師特別關心具有本土性格的開展,可是有那個研究領域比社會學理論研究更不具本土性格呢?然而老師並不是想要樹立社會學理論的霸權指導地位,也不只是想引進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學派風潮,更不是想為所謂理論研究者謀得卑微的棲身之所,而是要指出只有從根本反省的理論觀照,才有可能開展出真正具有本土性格的社會學思考。某種意義來說,這個陌生人在客觀的省思這個學院體制的陌生性與日漸成形的排他性。然而這種省思並未為團體本身所接受,因為他們並不自覺自身團體所帶有的獨特陌生性。 這種客觀性最終呈現為一種自由的樣態。他不受其既有的感知,經驗,成見所限制,以一種更為開放與普遍的觀照來審視事物。不論就理論或實際而言,陌生人都是一位自由人,表現於他與學生的關係之上乃是包容,這是他所有學生感受最深的。我們有一位絕對包容的老師,因為他是真正的自由人。 (原文刊載於台灣社會學通訊第五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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