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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社會學的實踐:Bourdieu《反身社會學的邀約》導讀

我不敢斷言這現象反映了台灣各大學社會系學生的現況。但想起我的大學時期,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校園裡傳散著各式各樣的社刊與出版品、老師親自上場針對憲政體制問題進行激辯,校外各類說明會與政治人物之間的統獨大辯論場子更是場場爆滿。社會學儼然是當時校園內的顯學,嘴邊若不隨時掛個「批判」、「宰制」或是「韋伯」這些炫辭,就不免有落伍之嫌。在學生面前我亦從不諱言,自己當年也是基於趕流行的心態,從大家眼中的熱門科系轉到社會學系。而身邊更不乏從各類組頂尖科系轉系或插班的學長學弟,乃至於升大四的理工科系學長自願插班從社會學系大二開始讀起的實例。相較之下,今日的社會學做為社會科學的一支,似乎越見邊緣化,自忖科學化的程度不及自然科學,而缺乏自信地俯首一旁。上焉努力以自然科學的量化客觀性為目標而苦苦追趕,下焉則自棄於不知所學為何,出路茫然無所倚的困境。兩者姿態雖大異其趣,卻皆根源於對自然科學之優越性的深信不疑,因此只要有機可乘,便設法擺脫社會學在校園與學術界的次等地位。 但對我來說,相對於自然科學,社會學乃至於社會科學絕非劣等的次級品,甚且具備以人為研究對象之不可取代的特色。人類之所以迥異於大多數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之處,就在於人類行動的意識與意志。這使得人類能夠認知到自己的處境,此中包括了自身的行動究竟受哪些因素影響,從而以其意志決定持何種態度看待這些限制與影響行動的因素。亦即,人類做為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可以也可能對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提出詰問:這些發現對我有何意義與用處?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社會學或政治學的研究指出國人的投票行為與政黨偏好及省籍背景密切相關時,我們可以也可能藉由探問這研究發現的意義,來合理化既有行為模式或是決心改變。而所謂人類行動的反身性(reflexivity),即於此刻展現。也因此,社會學家R. K. Merton指出,社會研究中有自我實現的預言或自殺預言等特殊現象。換言之,人們可能因為得知某個研究成果,例如股市可能崩盤,從而選擇放空手中持股,使得股市可能崩盤的研究發現得以在實務上獲得證實。然實則我們無以確定,究竟是預言正確,還是在預言的暗示下使事態循此路徑發展。反之,人們亦可能故意違逆預言而行,以破解此一預言的效力。在此,我所要表達的是,正是基於人類行為的意識與意志,因果法則在社會學與社會科學中的地位,並不同於在自然科學裡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並非因為社會學或社會科學還不夠進步,以致於無法建立普遍有效的因果法則。甚至,就社會學對於結構與行動之間關係的看法,有時還鼓勵社會學的學習者設法擺脫這些普遍有效之影響因素的限制,進而跳脫既有的行為模式。比如說,不再理所當然地接受從出生、命名的那一刻就操弄著每一個人的性別角色規範,或擺脫省籍出身對投票行為的影響等。循此,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絕非自然科學的次級品,也就無須以普遍有效、科學客觀的標準自我捆縛。至少,社會學與社會科學應該基於前述特色,更有自信地建立自己的科學性質,而在此所謂的科學,自不應以自然科學的定義馬首是瞻。 用社會學的術語言之,社會學確實是以研究影響個人行動的結構因素為對象,然其目的卻不僅僅在於發現這些結構因素並據此接受這些因素的影響,而是試圖從中發現人類行動可以不受這些結構因素限制的可能性。這也就是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制度,或是行動與結構之間關係的社會學基本問題。質言之,個人當然並非完全自由、不受集體或結構因素控制,但個人卻也不是毫無自由、全無能動性的。忽視結構的存在等於否定社會學因素在人類行動上的影響與重要性,但無視人類能動性則又幾近否認人類行動的可能性、意志在其中的地位與社會學、社會科學的特殊性。因而,對社會學而言,研究個人與社會以及行動與結構之間的關係,並不是要指出不變的規律,而是在認識規律以後尋求超越這些規律的可能性—這恰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之處。 更有甚者,社會學與社會科學有別於自然科學的特色還在於,正因研究對象是人類,由此而來的研究發現與描述同樣也適用於亦為人類一員的研究者自身,乃至於還適用於這個描述之上。例如,Marx主張存在決定意識,個人的思想主張反映其階級位置,於是身為讀者的我們自然不免懷疑,那麼Marx著作裡的思想與主張又是反映了Marx自身的何種階級位置,進而質疑他致力於為無產階級發聲的誠意與真實性,甚且還可能反身而吊詭地重新評價這個存在決定意識之見解的可信度。在此,本文不擬繼續深究此問題的正解為何,寧可為有興趣進一步瞭解Marx思想的讀者保留自行探討的空間。只是企圖藉此例說明,前述研究發現適用於研究者甚或研究發現自身的自我指涉現象,即為社會學與社會科學蘊含的反身性所在。 循此,我所要主張的是,社會學原本就是一門反身性的學科。而Bourdieu的反身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則是社會學反身性的極致表現。 首先,Bourdieu的反身社會學處理的就是結構與行動之間關係的問題。他構想的社會世界是由許多不同的場域(field)構成,每個場域就像個遊戲(game),由遊戲規則界定出遊戲的賭注(illusio)、正當的求勝手段與判定勝負的準則,進而確立出各個遊戲的特殊性。因此,社會世界有著以權力做為主要資本的政治場域、以財富做為主要資本的經濟場域、以知識做為主要資本的學術場域等。各個場域之間存在相對自主性,也就是說,原則上是根據不同的遊戲規則而有各自的獨立性,但仍無法排除某個場域的資本會在有所耗損的情形下轉譯為另一個場域的資本,而削弱了場域之間的自主性。例如,官大學問大、富人擁有較豐厚的資源參與選舉,以及學者從政,或是政治人物介入商業交易等現象。但無論如何,這些轉譯皆會有所耗損,甚至無法明目張膽、公開為之。 而根據這些資本佔有的多寡與組成,可以將每個人定位於一個結構位置,此一結構位置則決定了人們的慣習(habitus)。Bourdieu之所以採用這個不尋常的字眼,目的在於強調慣習與習慣(habit)的差異。習慣是固定的,但慣習雖是根植於身體的秉性系統(system of disposition),卻有著無窮的創發性。也因此,Bourdieu自稱其理論是發生結構論(genetic structuralism, generative structuralism)。亦即,受結構位置所限,個人的行動並非全然清明,而有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doxa),但個人卻也不是毫無意識、判斷力與能動性的。正如熟練的守門員,在不斷練習中將行動策略深植為身體的反射動作,但在行動的當下卻會因局勢的不同而有著千變萬化的可能性。循此,本文前述的遊戲規則,就如同下棋、運動的規則一般,無以預測個人的行動,反而是為個人所運用,甚至會訴求遊戲規則的修改以改變資本結構與資本轉譯的比例,此一過程也經常變成鬥爭的標的。由此可見,Bourdieu對結構與行動之間關係的理論,一方面揉合了Marx的唯物論思想對經濟資本的強調,同時還賦予資本概念多元性,另一方面也納入了Weber的理解社會學對行動意識與意義的重視,卻又考慮了社會現象學或俗民方法學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在社會行動裡所具有的地位。換言之,Bourdieu以其特有的方法介入了社會學有關結構與行動、社會與個人、集體與個體之間關係的討論,而自成一家之言。 其次,從前述提及的學術場域一詞,聰明的讀者應該不難推論,強調反身性思考的Bourdieu必然會以前述的理論架構,來分析他所處的社會學界或是整體學術界的運作。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者,當然是他在法國學苑以「一場論演說的演說」為題發表就職演說時,開宗明義指出社會學主要是研究個人與制度之間可被意識到與無法被意識到的關係,進而以就職演說的制度,乃至於以社會學與學術體制為對象,開展其反身社會學實踐的例示。而實際上,從《學術人》到他去世前後在英語世界接連出版的《巴斯卡沈思》、《實作理性》與《科學的科學與反身性》等書,Bourdieu還明確地從學術(scholar)的字源意義—閒暇—著手,指出學術研究與學術理性的社會經濟條件,據此凸顯學術理性在研究常民實作理性時的限制。簡言之,正因為學者做為有閒階級與常民之間的地位差距,學術研究無法名正言順主張自居於旁觀者清的有利位置,相反的,地位差異反而可能使得學者將自身的思考與實作邏輯錯誤地投射到常民身上,導致誤解常民的實作理性。此外,更重要的是,學者自身也有其資本結構所定位出的結構位置,因而有其慣習與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甚至也有其在遊戲中的利益。也就是說,學術體制或是社會學做為Bourdieu筆下的一種制度或遊戲,當然也適用於以前述的理論架構來進行分析。社會學家不該理所當然認為自身可輕易跳脫結構位置的限制,否則就是否定了社會學知識的有效性,但卻可藉著反身社會學的實踐,讓自己的研究朝向更為科學的目標前進。而此一見解也完全合乎Bourdieu對結構與行動之間關係的主張。無奈的是,在台灣只見主流社會(科)學者,舉著提升學術水準的大纛,自認大公無私實則毫無自省地,企圖以各式所謂科學客觀的評鑑制度,由上而下整頓學界,並以此自以為是的輕率態度,否定了社會學中關於結構與行動間複雜關係之見解—階級位置對思想行為的影響—的有效性,以及邊陲或後進學者無視行動與反叛的空間,犬儒接受速成追求卓越的病態風潮與制度規訓。 自我步入社會學的殿堂以來,由有些盲目地追隨風潮的年少時代到開始質問自己社會學是什麼,再到成為教師傳授社會學知識,甚至替學生焦慮不知社會學所學為何的現在,社會學知識裡所蘊含的反身性逐漸成為我信奉的人生哲學。驀然回首才恍然大悟,社會學知識對我們那一代學生的吸引力,正在於它為許多生命中的困惑指引出一條明路。除了做為社會批判與分析的工具以外,有些人在Marx與Marx主義的思想中找到實踐的熱情,有些人則受到Weber對理論與實踐、學術與政治之間關係討論的啟發,縱身躍入思想汪洋,自在悠游。 然而,在高中生就讀大學比例超過百分之百以及經濟蕭條、謀職困難與勞動條件惡劣的此刻,我卻不忍苛責學生們過於現實的心態,或是對社會學知識的無心與敷衍。畢竟相較於過去那個頂著大學(國立大學尤甚)畢業的光環,就等於拿到理想工作入場券的年代,我的學生們不再享有無憂無慮探索知識瀚海的餘裕,只能汲汲營營於累積資歷、考取證照或是準備種種升學就業考試,以提升所謂的競爭力。但即便如此,還是不免為他們感到無奈與惋惜,在以升學為目的而讀書的高中歲月,到以專業、學術訓練為根本的研究所階段之間,他們錯失了一段能夠重新認識自己,乃至於好好認識社會學知識的美麗時光。同時,我卻也忍不住私自盼望著,他們其中的某些人能夠在這樣的結構限制下,找到些許行動的自由。 自由的可能性來自反思。在此誠摯歡迎各位接受這場社會學與反身社會學的邀約,見證Bourdieu反身社會學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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