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部落化

關於部落格
書評,及其他……
  • 54440

    累積人氣

  • 4

    今日人氣

    0

    訂閱人氣

一場有助於釐清見解的建設性對話:敬答湯志傑

貳、經驗與經驗研究之概念區分 我們不妨從台灣社會學主流對理論研究的常見看法來加以觀察。例如,「每個次領域都有理論,不需要一門獨立的社會學理論研究」。或是以「不可能區分騎腳踏車的方法與騎腳踏車的理論」(這比喻的問題,本文稍後會加以詳述),來否定需要一門獨立的社會學理論課程。以及,認為「台灣社會學界的理論研究都只是引介國外的理論而已」。還有湯志傑在先前文章中所主張的,台灣社會學界的理論研究者並沒有做出有說服力、令人信服的經驗研究來。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對理論研究的批評幾乎是主流量化研究者與質化研究者的共同見解。因此也反映出他們對理論發展的相同看法:必須基於經驗研究、經驗歸納。我稱之為實證主義對理論與經驗、尤其是經驗研究之間關係的構想。由此可見,我對實證主義的界定是著眼於理論與經驗的關係,亦即,理論要從經驗研究中得到,因而不是建立在經驗研究的理論就是空想。用湯志傑的措詞來說,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如果不開始,一切總是空談,永遠也不會有結果。」1或是他所謂的無中生有,但他在這篇文章裡新引進的「藍圖」卻正是如此。值得深究的是,藍圖為什麼是空、是無、是還沒有開始?顯然是因為缺乏湯志傑所謂的經驗指涉(其實指的是沒有經驗研究為基礎,而不是沒有被拿來指引經驗研究)。而這也間接證明了,湯志傑所謂的實質、具體,確實是相對於形式、抽象等缺乏(經驗)內容的意涵。 我一方面要主張,藍圖是可能完全沒有(現實社會的)經驗基礎,而僅僅基於對前人思想的發明;但藍圖也可能有經驗基礎,只是這經驗可以不是經驗研究,但卻也因此被湯志傑認為是空、無。亦即,湯志傑還是否認了基於經驗、或是理論對話,而非以經驗研究為基礎的理論構作方式。循此,類似於Robert K. Merton的中程理論構想,湯志傑呼籲大家進行對本土經驗的經驗研究來煉本土概念的磚,然後有一天就可以蓋本土理論的大廈。也是基於此一見解,他才會要求與批評理論研究者要做出經驗研究來。這是我認為他的想法有實證主義色彩的原因。在此,我只引述葉啟政2的說法:「……在實證論者的心目中,唯有經得起實證科學方法的考驗而建構的理論論述,才夠資格被稱為科學性的理論,而所謂的實證科學方法指的是,透過諸如抽樣訪問調查、實地觀察、文獻資料的收集、或實驗等等程序來進行研究者。否則,任何的理論論述,將只是一種缺乏充分經驗事實依據,坐在搖椅上從事冥思的玄學性臆想而已。經過這樣玄學臆想而得來的理論,當然是非實證的。在實證論者的眼中,這自然也就不足為取了。」我不知道在湯志傑細細區分了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層次之後,對我或葉啟政的定義究竟形成什麼樣的挑戰? 反之,非實證主義者對理論與經驗研究之間的看法則是,理論先行,沒有理論就沒有經驗研究,以及理論發展可以不基於經驗研究,而是基於經驗或對他人理論的釐清、發明與對話。 也因此,類似於Maurice Merleau-Ponty為了凸顯科學認知與科學知識的狹隘,而提出科學經驗與基本經驗的區分,我提出經驗與經驗研究的區分,主張不應把經驗窄化為經驗研究。循此,理論研究者亦未必要做經驗研究,但他們的理論很可能大多仍有其經驗基礎。對我來說,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也是如此。其理論並不是從經驗研究發展出來的;且其「經驗研究」也不是要歸納出理論來,而是理論的應用。同時,它也不是讓理論接受經驗檢證。甚至,Luhmann的系統理論還可能是源自於對Talcott Parsons結構功能論的理論性與思辨性重構,而有很大成分不是植基於經驗或基本經驗。這也意味著有可能基於理論性的討論與研究來創發理論。其實,Parsons的《社會行動的結構》也是如此,乃至於他一生的學術工作也以此方式來構作其理論體系。他主張:「將經驗概推當做科學理論的焦點純屬本末倒置。等到概括化的理論體系逐漸發展完成,經驗研究與經驗知識隨之建立,則更廣泛的經驗概推就可能達到。我們可以說,任何健全的經驗概推體系都蘊含一個概括化的理論體系。」3 同理,葉啟政的著作在做什麼?引介西方理論嗎?還是在藉由釐清、對話,而發展自己的理論?形式上,我們或許可以說是就理論發展理論而毫無經驗基礎地發展理論,但是談New Age運動,或是從解放政治、生命政治、到心靈政治的發展,難道就沒有其經驗基礎嗎?不論湯志傑如何評價葉啟政的研究,我一開始也說,我的文章雖是跟他對話,但實際主要訴求的對象是主流意見。而葉啟政、Luhmann與Parsons的研究,卻仍被主流視為是純理論、論說文,不是嗎?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卻也認為湯志傑的部份論述,其實是呼應了我理論先行的主張。他在這篇文章中利用「無中生有」與「無中不生有」的弔詭與斷裂,一來說明理論與經驗研究之間的關係是循環的,而反對我理論先行的主張;二來使他對理論與經驗研究之關係的看法有別於實證主義式的經驗歸納。但請看看他怎麼說:「蓋房子不但要有憑空想像、無中生有的藍圖,也得有蓋房子的具體材料。」首先,具體、材料確實跟空、無、理論、概念相對,雖然湯志傑宣稱「實質」可能跟別的概念相對,但在他的幾篇文章裡,具體材料、實質研究都是與空、無、抽象、理論、藍圖相對。再者,既然藍圖是憑空想像、無中生有的,不就證明了存在不基於經驗研究、甚至不基於經驗的理論嗎?而我所要捍衛的,就是這種理論發展模式的存在與正當性,這種理論研究是研究、而不只是研究議題討論,也不是論說文。因此,一方面,如果湯志傑也同意存在無中生有的藍圖或理論作為經驗研究或經驗的基礎,那在理論先行於經驗研究這一點上,我就跟他達成共識了。但在另一方面,矛盾(或弔詭)的是,當湯志傑又主張「無中生有」總是有個「無中不生有」的基礎時,卻仍是以經驗研究跳躍性的「真正的累積」做為理論創造的基礎,而又回到經驗研究先行的路上。 亦即,我和他的差異並不在於理論的創造究竟是否只是基於經驗研究的累積、還是有所斷裂與跳躍,而是在於是否承認理論的創造可以不基於經驗研究,而是基於經驗(不論是累積還是斷裂、跳躍),甚或是基於對前人思想的闡釋、對話與發明,進而,承認理論是可以先於經驗研究的。 其實從Parsons到Andrew Sayer甚至Roy Bhaskar的實在論,或是湯志傑引用的Spencer Brown,這些學者們的思想雖有差異,但都是主張經驗、觀察是以理論觀點為其前提。同理,Luhmann確實沒有用自變項這個字眼,他用的也還是前提這個字。甚至湯志傑也引述Marx的說法指出,建築師在蓋房子時,「腦中打一開始便有個藍圖」、或是在鍛造概念的磚時,我們不會不帶有任何理論預設,而是「先有個腹案或底稿,但卻得邊做邊調整」。這不就是理論先行,接著才有理論跟經驗研究的對話或循環嗎?但無論如何,這藍圖也不只能是用以接受經驗研究檢證的。再者,即使退一步把我所謂的理論置換成湯志傑所謂的藍圖,那仍舊是藍圖先行。重點在於,我認為藍圖未必就是空,而只是基於經驗而非經驗研究;乃至於是空也無妨,也可以是基於對前人理論的闡發。 順帶一提,湯志傑文章副標題中的「有無」,以及整個第二節是在談理論與經驗研究之關係,但在引用Spencer Brown的說法來指出任何觀察──也就是經驗──都先有概念時,是把概念跟理論放在同一端,而經驗在另一端──這裡所談論的是「經驗」;但在第四節提出「經驗指涉」這個概念時,他引入Weber的理念型所要說明的是理論、概念也有其經驗基礎的意思──因而也未必是經驗研究的基礎。然而,當他以社會學是經驗科學的名義,來要求理論研究者做出經驗研究時,一來指涉的卻又是經驗研究,二來也變成是在主張理論研究總得用以進行經驗研究,而不是以經驗研究為基礎。而在其煉磚與蓋大廈的比喻中,則有時是在說理論與經驗研究的關係,也就是經驗研究是理論的材料,有時卻又是主張本土「概念」是理論的材料。這些概念或用語上的混淆,其實更清楚地凸顯出湯志傑和我的關鍵差異。亦即,對我來說,藉由經驗與經驗研究的概念區分來說明理論的創造可以不基於經驗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也才是區辨實證主義與非實證主義的關鍵,而不只是湯志傑所強調的連續累積與跳躍、斷裂之別。 更清楚地說,我不否認有基於經驗研究而歸納出理論的發展模式,即使不談這些經驗研究其實是否已經有了理論預設,無論如何湯志傑也引述Sayer等人的說法同意了這一點。只不過,除此之外還有基於經驗、而非經驗研究的理論發展模式,甚至還有像Parsons演繹AGIL四功能典範的方式,乃至於他的《社會行動的結構》就是以闡釋、延伸、發明他人的理論來發展他自己的理論。而在這些理論指引下進行的經驗研究,當然是理論先行的。 參、社會理論與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區分 我在提出經驗與經驗研究的概念區分之外,還提出了社會學理論與社會理論的概念區分。一方面藉此證成社會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配合前一個概念區分,進一步釐清這兩種理論研究與經驗或經驗研究的關係。 前面所提及的,藉由主張騎腳踏車的方法與騎腳踏車的理論無法分開,而否定一門獨立的社會學理論課程之主張,所導致的做法自然便是據此把社會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打散到各個經驗研究領域中。因而和前述認為任何經驗研究領域都有理論,而不需一門獨立的社會學理論之主張不謀而合。亦即,這些學者都認為單單討論社會學理論是缺乏經驗基礎的,而很一致地反對或輕視現有的社會學理論課程。乍看之下,這些學者所要主張的是,諸如組織社會學、宗教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等社會學的次領域皆有其各自具經驗內涵的理論。因此,要學習研究社會的方法,不可能與對社會進行的具體研究、以及據此所提出來用以解釋社會現象的理論切開來(這裡的理論,我將之定義為社會理論),並且這樣的理論還必須以經驗研究為基礎。 不過,一旦我們對應於騎腳踏車的方法與騎腳踏車的理論,將之套用在社會學研究上,所主張的應當是研究社會的方法不該與研究社會的理論區分開來。其中,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便是一般所定義的社會研究法,而研究社會的理論則是我所定義的社會學理論(包括了方法論、認識論、社會本體論等社會學的自我反省或二階觀察等等)。亦即,理應騎腳踏車的比喻所要主張的是,研究實作與方法論的討論是分不開的。但這類比卻漏掉了前述之解釋社會的理論,亦即我所定義的社會理論(這部份雖然也經常混雜著社會本體論,但我特指對具體社會現象的解釋)。 也正如本文前段所做的釐清,其實前引以騎腳踏車方法與理論所做的比喻,其真正用意在於主張,解釋社會的社會理論應該是從經驗研究中得到,所以,不應該有獨立於經驗研究的理論研究。其所談論的對象是解釋社會的社會理論,而與類比於騎腳踏車的方法與理論所指涉的研究社會的理論,即社會學理論並不一致。這混淆的結果是,不論是社會理論或是社會學理論,都會因為沒有經驗研究的基礎而一併被否定掉。騎腳踏車的比喻與認為各個經驗研究領域都有理論的主張,分別從社會學理論與社會理論的角度,一致地否定了理論研究的地位與價值。 必須說明清楚的是,社會學理論與社會理論的概念區分,也是一種理念型、理論先行的概念區分,其作用在於啟發與分析,不是用來被經驗否證的,也無法被經驗上是否存在此明確區分所否證,一如Weber對理念型與經驗之間關係的說法。此一區分的意義在於區分研究社會的理論(亦即有關社會學應該如何研究社會,包括方法論、本體論、認識論等的社會學理論)與解釋社會的理論(亦即基於經驗或經驗研究所建立的社會理論),而給予各自的定位。 接下來,循著我所做的經驗研究與經驗、社會學理論與社會理論這兩組概念區分,我們可以追問,解釋社會的理論是否只能是對社會現象的經驗歸納,甚至只能經由經驗研究而來?同理,研究社會的理論是否只能從對研究的經驗歸納或對研究的經驗研究而來? 前者,也就是社會理論方面,可以思考Karl Marx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中所採用的歷史唯物論或辯證法、類本質的概念是從哪來?是經驗研究,還是Friedrich Hegel的哲學?同理,Parsons的四功能典範亦是如此。後者,亦即社會學理論方面,則可以思考Max Weber或Emile Durkheim的社會學方法論是否基於他們對研究的經驗研究?還是基於研究經驗?抑或是Immanuel Kant的哲學?退一步說,即使我們都同意沒有不以社會研究法之研究實作為基礎的社會學方法論,但這方法論卻不是以對研究實作的經驗研究為基礎,而是基於研究實作的經驗。 總之,無論是社會理論或社會學理論,至少前述學者的部分見解確實若非基於對前人思想的闡釋、發明與對話,就是基於經驗,而非經驗研究。更重要的是,除了解釋社會的社會理論以外,探討社會學如何研究社會的社會學理論,做為社會學的自我反省,其作用不容忽視。但在騎腳踏車的比喻中,卻無意地和社會理論混淆在一起,而一併被否定掉了。無獨有偶地,湯志傑也以歐陽鋒為例,試圖縮限他所謂後設理論的地位。湯志傑4說:「若是一天到晚全在認同的問題上打轉,不但反省無法取代實質研究的成果,而且還會陷入自我指涉的套套邏輯。舉例來說,一天到晚問『我是誰?』,是會像歐陽鋒一樣發瘋的。」我們可以比較一下Jeffery Alexander對實證主義的描述。他說,實證主義者認為:「『後設理論』的探討和爭論消耗了智力的能量,而這些能量本可以在『真正的』科學工作中發揮更大的效用。」5 總之,儘管湯志傑用藍圖來補強其煉磚蓋大廈的比喻,並引進mobius帶作為另一個比喻,來凸顯煉磚與蓋大廈間的跳躍、斷裂與不連續(姑不論mobius帶在拓樸學上的意義究竟是同一,還是湯志傑所要說的突然間就變成不一樣的另一面),以便讓自己的說法與實證主義式的經驗歸納或累積性進步有所區隔,但既然我不否定實證主義,問題就不在於他修正前後的說法是不是實證主義式的經驗歸納或累積性進步。問題的關鍵更在於,理論先行的模式所遭受的否定,以及否定「後設理論」模式的主張與理由跟實證主義的密切關係。重點是,有不少質化與量化學者有志一同地否定社會學理論從社會本體論、方法論等後設理論切入的正當性,而只承認理論與經驗研究交互作用的模式(差別只在於經驗研究的方式是量化或質化而已)。對我而言,其間的原因與理由才是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探討的。而肯定自己是社會學,未必就需要否定別人,這正是我想對那些有權力的人說的。 肆、結論: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 我並未主張社會學本土化之路只需要社會學理論,相對地,實證主義者卻堅持,社會理論只能來自經驗研究,否認理論發展可以基於經驗或理論的闡釋、發明與對話,甚至還完全否定或忽視社會學理論的地位與價值。我也未意指實證主義就是錯誤,藉以污名化之,而只是為了彰顯非實證主義、非經驗研究歸納模式的理論研究與理論發展模式,並在此一目的下,主張並不只有量化研究者才是實證主義,質化研究者並不等同於反實證主義。反觀,台灣社會學主流中某些質化研究者與量化研究者對理論研究的共同意見,所反映的正是雙方的共同點,亦即都抱持著實證主義對理論發展與理論研究模式的看法。 無論如何,社會學本土化不僅是以本土經驗現象的研究來發展理論、概念,相較之下,從哲學人類學的角度才有足夠的高度來釐清東西方思想、文化的差異,據此提出東方文明之子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這也是社會學本土化不可或缺的一環。像是Jean Baudrillard以東方對人的不同看法來挑戰Marx,就是理論上、哲學人類學上的進展,但這絕非來自其經驗研究,而是來自理論觀點的發展、或是來自經驗。無獨有偶的是,Baudrillard與Michel Maffesoli也都談到老莊哲學、日本文化等東方思想。而這不也正是我們可以貢獻之處嗎? 此外,我還要追問:翻譯或引介國外理論該不該被當做群學爭鳴的一員?算不算研究?或是比研究紀要、研究議題討論還不如?其實,若說引介與翻譯是最沒有(社會現實)經驗指涉的研究,也是最沒有貢獻的,並主張台灣的理論研究都是引介而已,那麼同樣從事經典譯註的湯志傑跟我應該最需要為自己的作為提出論述來答辯,或清楚說明引介與翻譯的價值。更何況,在美國有Parsons從德文翻譯Weber作品、也有人以中觀哲學為論文主題,而在美國取得知名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在法國有Pierre Bourdieu談Martin Heidegger,連德國的Luhmann都說他進社會學系的原因是做什麼都可以。為什麼我們卻急忙說,這不是社會學、那不是社會學研究、或否定翻譯與引介的價值? 事實上,在實證主義主導了社會學學術體制的台灣,理論研究的兩難是,像Baudrillard或Maffesoli那樣侃侃而談,會被說是空想、玄學、論說文;但引經據典地取徑其他人的著作,與之釐清、發明和對話,又被說只是引介,至於翻譯就更等而下之了。但若因為社會學是經驗科學,而不是哲學、不是思想史,就排除或貶抑理論研究,這樣的群學爭鳴有沒有缺憾?經由對西方理論的討論與理解,並基於經驗、基本經驗、文化基礎來與之對話,藉以發展、構作一套理論呢?而翻譯又算不算是理解與對話的重要基礎之一? 這也歸結到湯志傑眼中我對「定於一尊」的多慮。但我要問的是,為什麼他所提到非實證主義經驗研究的學者大多在學術體制的邊陲?還有,為什麼他提到的優秀台大社會所博士生的文章都刊在《社會理論學報》?以及,湯志傑對葉啟政、對非實證主義經驗研究、對他文中所提及的那些台大社會所博士生的肯定,他覺得主流意見是否跟他一致?此外,台灣社會學主流兩大期刊的論文分類方式,不就是他所謂更關鍵的理論知識生產之物質基礎嗎?況且,連湯志傑都說後設理論應該是少數人的特權,並要求理論研究者要做出說服人的經驗研究時,我確實很擔心。而我也不認為這只是他對社會學主流的低姿態懇求,相反地,他用歐陽鋒為例,以及他原本拒絕精緻化他煉磚、蓋大廈比喻的理由,所顯示的是他確實覺得不應有太多學術資源與人力投注在後設理論的探討上,而應把力氣花在從本土經驗煉本土概念的磚,以期蓋理論的大廈。 此外,我之所以對「定於一尊」感到憂慮,正是因為湯志傑所謂「企求一統、綜合的嘗試只會刺激、製造出差異」這件事情並沒有這麼自然,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人寫文章批評SSCI與TSSCI,而且還一點用處也沒有,期刊排序還等著接棒上場。更不用說,已經變成升等、評鑑制度之標準的,還很難改正回來。若說生命會尋找自己的出路,不需要這些與實證主義者、社會學主流對話的文章,當然也一樣無須湯志傑對理論研究者用心良苦的發言。但其實,一切都沒有那麼自然而然,這就跟台灣的民主發展一樣,否則也就不會有政治受難者了。換言之,即使社會的自我觀察與溝通會自然地或弔詭地創造出更大的不透明、不確定性與差異,也還是得先有社會的自我觀察。正如做為社會學的自我觀察之社會學理論,也是群學爭鳴不可或缺的一環。 1 湯志傑 ,〈從一磚一瓦煉起:本土概念/觀念史研究的提議〉, 載於《第二屆”海峽兩岸社會學理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9),79。 2 葉啟政,《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 : 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台北:三民書局,2004) ,30。 3 轉引自黃瑞祺 ,〈功能論與實證論〉, 載於《現代社會學結構功能論選讀》黃瑞祺編。(台北:巨流,1984), 222-223。 4 湯志傑 ,〈本士社會學傳統的建構與重構〉, 載於《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 謝國雄編(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622。 5 亞歷山大 ,《新功能主義及其後》, 彭牧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33。
相簿設定
標籤設定
相簿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