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部落格
書評,及其他……
  • 56551

    累積人氣

  • 2

    今日人氣

    0

    追蹤人氣

SSCI、TSSCI與台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

壹、前言:科技民主與反身社會學 社會學家Weber(1949)曾經在其社會科學方法論方面的著作中,依循Kant哲學提出價值與事實的區分,並進而指出理論與實踐之間有著不可踰越的鴻溝。據此,他在〈論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客觀性」〉一文中,指出科學可以進行他所謂的技術批判,亦即,科學可以對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連性進行分析,並釐清達到同一目的的各個手段,各自有何副作用(Weber,1949:52-57)。但無論如何,科學卻無以指導我們如何在這些各有不同的副作用的手段之間做選擇。換言之,願意採取什麼手段,以及承擔什麼樣相應的代價與後果,從而在各個手段之間作取捨,這不是針對事實做研究的科學所能告訴我們的,而是個人的價值選擇。並且,當涉及的是政策背後的價值選擇與得失取捨時,我們就進入了政治的場域。Weber(1969:120-128)在〈政治做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進一步提出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區別,對他來說,在政治的場域中不應僅僅遵循著價值、信念的指引,還需要考慮政策推行所可能帶來的附加效果,這就是他所謂的責任倫理。根據前述的討論,我們不難明瞭,由於科學僅能對於事實進行分析,因而不能提供價值上的指引,所以在價值選擇的實踐領域或政治場域中,科學家也只是個一般人,並沒有比尋常百姓更高尚的道德。如果勉強要指出科學家可以不同於一般人之處,也只可能是在於科學家對於自己的價值取捨有更清明的認識,但這不等同於其價值選擇較一般人更為正確、高明。這也說明了何以Weber(1969:145-150)會在〈學術做為一種志業〉中嚴格反對學者們在課堂上高談闊論其政治理念。乃至於,科學家是否在實踐的領域必定比尋常百姓更為清明,這也只是一種理想上的期待,而非事實上的必然。因為在專業化與分工發展得如此極致的當代社會中,跨出其專業領域的專家,也只是個一般人而已。 也是基於對此之認識,晚近有關科技民主的討論在在指出,科技官僚並不因為其專家學者的身分而有權代替人民決定是否採納某種科技,並承擔其所帶來的風險。此一見解尤其適用於科技風險難以評估、乃至於所涉及的正、負面效果難以權衡取捨的情形。但實際上,科技民主的潮流也顯示出以往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已經不如以往一樣被視為理所當然地接受,取而代之的是由下而上的決策模式,以及不只是著眼於生產效率的目標,還必須涵蓋政策的非預期後果之評估。 尤其,當涉及學界內部運作的政策制定過程時,事情顯然變得更為複雜。一方面,學者專家們以科學之名彷彿具有不同於尋常百姓的超然與清明,但在另一方面,學者專家們在其包括了學術場域的日常生活中,卻也和一般人在其日常生活實作中一樣有其利益涉入與得失、取捨,而此一涉入也不免有礙於其清明,正如所有的實作者一般。就科技民主在各國所引起的迴響來看,顯然有許多學者正著手將科技民主此一研究議題轉化為現實社會的科技決策模式。循此,科技民主的決策模式是否也應該落實到涉及學術發展與學術社群自身的政策制定過程呢?還是因為學者們本身的利益涉入,應該交由另一群超然的學者(可能嗎?),或是非學術場域的學術行政單位承辦人來代為決定呢?若是如此,所謂的科技民主是否、以及為何特別不適用於學術社群自身呢? 最近,台灣社會學會顧忠華理事長在台灣社會學會通訊的文章(顧忠華,2004:2-4)與台大社會系所舉辦的公共社會學工作坊,不約而同地提出公共社會學的說法。社會學家將自己的研究取向落實到社會之中,這無疑地是我們對這個長期做為我們研究對象、滋養個人生命與學術成就的社會所能給予的回饋和貢獻。進而,我想,如果科技民主不只是學者們成就其學術地位的研究議題,那麼除了落實到社會大眾的身上以外,也應該在學術場域中,亦即學者們自身主要的日常生活中,被加以落實、實踐。循此,針對學術評鑑與大學評鑑所依據的標準,也應該要容許身處其中的學者們提出意見與批評。 但個人在參與推動、籌辦反思台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的研討會過程中所看到的是,或有學者以TSSCI的推動為國科會的既定政策而不對其政策後果有所評論。或是主流學界社團理監事以該學會刊物被收錄在TSSCI正式名單中為理由,反對參加此一反思學術評鑑制度研討會之合辦。乃至於對照於去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學術評鑑座談的空前盛況,該會秘書處所草擬了解學會會員相關意見的問卷調查卻胎死腹中。正如本文先前所指出的,學者在其所從事的實作中,與一般人並無不同,故而也會因其身處的利益糾葛而失去部份的清明。但就學術研究對清明在價值上的肯定來說,學者們清楚明白地以既得利益者的姿態反對進行相關政策的檢討,此一情形無疑是對學術研究的根本否定。甚至,就社會學所指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來說,社會學家不假思索地將自己提高在任何實作之上,誤認自己的超然與清明,這無異宣稱個人可以輕易地超脫於社會的影響力,因而也動搖了社會學在分析上的有效性(黃厚銘,1999)。這也是為何以反身社會學聞名的Bourdieu(1990:177-198)在其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說〈一場論演講的演講〉時會將社會學有關個人與制度之間關係的分析指向其自身以及就職演說的制度,並以此處境展開他對社會學與學術活動的討論。因為若不將社會學分析指向自己,而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能夠超脫於社會學的分析效力之外,正是對社會學與學術研究的價值最直接之否定。更不用說,阻撓對學術評鑑制度的反思,也是在推動科技民主落實到現實社會上的一大反諷。 貳、台灣現有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的內在理路與外部效應 以下提出個人的淺見,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學界同仁瞭解目前學術評鑑制度的形成背景、內容、及其背後的構想,乃至於所引發或可能引發的影響。以便適切地評價此一制度,進而能夠共同關切和參與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改良,而不是任由行政主管機關以提升學術水準之名,由上而下地決定攸關學界同仁學術生涯及台灣學術發展的事務。 必須聲明的是,個人自去年暑假開始著手收集資料,了解SSCI與TSSCI做為台灣學術評鑑標準的相關事務之外,還有幸聆聽部份與推動學術評鑑制度較為相關的先進現身說法,向大家說明此一制度背後的構想,這其實是極為難能可貴的。其中,中研院經濟所的管中閔院士去年暑假於文化研究學會「學術國際化」座談會的發言,以及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王振寰教授去年底在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學術評鑑制度座談會中的發言逐字稿、以及台灣社會學會通訊上的相關文章,都是很難得的參考憑據。我無意認定他們的發言內容是代表政府的主管機關,或是企圖進行對人不對事的攻訐。相反地,還要因為他們願意以學界或社會學界一份子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他們對既有學術評鑑制度的理解,在此向他們表示敬意。 一、現有學術評鑑制度形成的背景 在社會科學界所積極推動的以SSCI或TSSCI做為學術評鑑標準的形成背景是來自於理工科系在政府主管機關中的強勢地位,因而社會科學界必須拿出成績或屬於自身特有的標準以為因應。其中,學術國際化或是以SSCI為標準的走向是最直接的回應方式,亦即拿出台灣社會科學界在國際學術社群的表現,尤其是數量上的表現,來為台灣社會科學的學術地位加以辯護,進而避免學術資源分配上的偏倚。另一方面,TSSCI的設立則是台灣社會科學領域試圖建立自身評量標準的努力。 但值得進一步思索的是,回應理工科系學者施加在社會科學學者身上的學術表現壓力是否僅有這兩種回應方式?尤其這兩種措施都是以期刊論文為主、以數量為主的標準,而忽略了社會科學的特殊性。當然,也因此社會科學界亦進一步推動了書籍出版審查、補助等相關制度以為補救,但這其中所涉及的問題還在於SSCI論文、TSSCI論文、以及審查出版書籍三者之間的份量比較,以及此一差別待遇對學術發展方向的影響。 顯然地,前述三者之間的重要性之別,已然反映在升等、國科會計畫申請,尤其是主持人費的核定等,更有甚者,如今越來越多的學校以是否得到主持人費取代已被取消的甲等獎獎勵,做為升等、評鑑的標準。種種學術行政上的扭曲想必不是主事者的原意,但根據個人審查國科會計劃時所收到的參考標準顯示,不可否認地,SSCI與TSSCI論文也是國科會等科研主管機關本身研究計畫審查明定的評分標準。甚至,要是正如現任國科會社會學門召集人張苙雲(2004:5)教授所言:「TSSCI影響力的過度擴張,難道不是因為系所、學校,甚至教育部失去判斷學術成就的能力所致?難道不是因為系所、學校或教育部無力建立判斷學術成就的公信力所致?難道不是少了些自信心所致?……最省市的方法,當然是算算數字好了。向國科會借力,向國外借名,真真只是便宜行事。」果真如此,是否國科會研究計畫審查也應該以身作則,不便宜行事地向國外借名,以SSCI為標準。進而,如果這些扭曲所帶來對學術發展的負面影響不是枝微末節的問題,那麼參與推動相關制度的學者們就有必要向國科會、教育部、乃至於各大學等學術行政體系說明清楚制度設計的原意,而不只是主張這些扭曲和他們無關,而是學術行政上如何執行的技術問題。因為,就政策的推動而言,不應該僅考慮其設計目的而忽略政策的非預期後果。這正是前述Weber論及政治做為一種志業時所謂的責任倫理。簡言之,無論上述兩種標準是做為對理工科系的回應,抑或是社會科學界提升自身學術水準的手段,都應該考慮其落實到學術行政上的扭曲與相應的非預期後果。而其非預期後果甚至還包括了學術派閥的問題,以及對學術本土化的影響等,這一點本文稍後會再進一步的討論。 二、SSCI與TSSCI的內在理路 (一)、SSCI 在SSCI做為學術評鑑標準的方面,就SSCI的起源來說,其創立人Eugene Garfield原先是提出一個可以客觀區辨期刊、論文重要性的理論,為了印證其正確性而貸款成立ISI(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收集期刊、論文來加以分析。後來陸續建立SCI、SSCI、A&HCI等資料庫,並於近年來將之整合為知識網絡(Web of Knowledge),以及收錄網頁資料。由此可見,SSCI等資料庫的建立是為了印證Garfield所提出以客觀代替主觀地區辨期刊、論文重要性的理論。隨著時間的發展,此一資料庫也就兼具引得索引(Citation Index)與資料庫兩大功能。但就其所收錄的期刊範圍而言,該公司在網站上已清楚聲明是以英語系國家期刊為主。因而,未能反映實際上各國的學術影響力,尤其是非英語系國家。以社會學的學科特性,是否應以一個美國的、以英語系為主的商業機構所建立的期刊論文資料庫,做為學術評鑑的標準?不談依據該公司的網頁資料顯示,此一資料庫實際上也收錄某些研討會的論文,以及此一資料庫收錄的期刊是以每二週調整一次的方式變動著,就個人去年暑假期間所收集的SSCI社會學類刊物名單顯示,在九十六個社會學類刊物當中,美國出版的刊物就佔了45份,英國佔了27份,而德國與法國則分別只佔了4份與2份。此一分配顯然並不能反映世界各國在社會學界的學術影響力。乃至於以此做為學術評鑑的標準對於本地學術社群的建立與學術研究取向的影響,都是採納SSCI做為學術評鑑標準時所必須考慮的。換言之,此一標準所蘊含的其實並非國際化,而只是英語化、美國化,而藉此提升台灣社會學界的學術研究水準,是否對這塊土地及其人民真的有所貢獻,這才是我們在界定所謂的學術進步時所不可忽略的問題。諸多事實也顯示,即使是美國的學者們也不以SSCI做為學術評鑑的標準。這更點出,台灣學界所採行的美國化標準,卻是連美國學界也不如此僵化採行的。 此外,該公司日本代表宮入暢子(2004)在研討會中亦曾明確指出將SSCI等資料庫做為學術評鑑標準時必須留意之處。她認為,「在進行研究成果評鑑時,我們不建議完全依賴引用資料或書目計量方法本身。當評鑑的目的是衡量研究者個人的成果時,尤其是如此。」(宮入暢子,2004:73)以及,「過份強調或簡化評鑑方法都可能導致嚴重的錯誤。⋯⋯我們始終建議,評鑑研究工作時要獲得多項衡量標準,因為如果您使用簡單化的統計方法,或只採用一個指標,則很容易誤陳研究工作的品質。」(宮入暢子,2004:83)最後,她更「籲請分析人員在進行書目計量分析時,尤其是在通過分析引用資料而對研究成果進行評鑑的時候,要注意必須考慮的各種因素。」(宮入暢子,2004:83) (二)、TSSCI 再就TSSCI的部份來說,TSSCI的設立目的除了網站資料所揭示的兩大目標(建立資料庫與據此客觀區辨期刊、論文的優劣)以外,根據王振寰教授在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學術評鑑座談會中的發言、以及中研院社會所章英華教授當時的說法,均顯示TSSCI亦有鼓勵期刊合併、集中稿源、解決期刊缺稿問題等目的。以下就針對此三大目標分別加以討論。 在實際的運作上,因為台灣學者的論文傾向於徵引國外學者的論文而互不徵引,以致於無法在徵引次數上做出有意義的統計。隨之,TSSCI雖希望模仿SSCI,以客觀的方法區分好的、重要的期刊、論文,但終究卻是以學者的主觀評量為主要依據,乃至於迄今尚未公佈論文索引的統計分析結果。如此一來TSSCI根本就沒有資格稱為Citation Index,而只是個主觀排行榜。 更值得擔憂的是,某位TSSCI執委會成員曾在公開場合承認,TSSCI正式名單與觀察名單的調整,確實有權力因素的干擾。個人也從實際參與TSSCI的先進口中得知,事實上,在TSSCI相關辦法的修訂上,亦存在著明顯的強人色彩。在此情形下,此一學術評鑑標準的訂定與執行,在其目的以外卻也強化了某些學術勢力的影響力,隨之,也箝制了包括升等、國科會計畫申請等攸關學者生涯發展的關鍵環節。 再就鼓勵期刊合併與解決稿源不足的情形而言,正如台大社會系葉啟政教授在去年底社會學會年會學術評鑑座談會中所言,學者之間的相互砍殺恐怕才是稿源不足的最大原因。若依據蔡明璋教授當時的發言來看,顯然《台灣社會學刊》以其被收錄在TSSCI正式名單的地位,稿源仍相當不足,乃至於來稿多為非社會學領域的學者。進一步來說,自TSSCI設立以來,也僅有台大社會系與中研院社會所進行期刊合併,相反地,新的學術期刊仍持續出現,並皆宣稱以被TSSCI收錄為目標。顯然藉此引導期刊合併與解決稿源不足的目的,也未必有效,甚至是沒有對症的。換個角度來看,即使學者們競相投稿到TSSCI正式名單上的期刊,也只是因為此一標準與升等的密切結合。要不然,我們或可推動以國科會優良期刊為升等標準,看看是否那些期刊的稿源會因而增加。簡言之,TSSCI的設立或許因為與升等密切相關而有助於稿源集中,但在互相砍殺的情形下,卻又使得學者們要不投稿意願低落,要不只得硬著頭皮接受往往長達一年的來回修改。不可否認地,這或許有助於這些少數期刊論文水準的提升,乃至其中的每篇文章都是擲地有聲。但考慮台灣社會學界、乃至於社會科學界不大的規模,一樣不可忽略的是此處所謂的水準背後標準的單一化,以及所蘊含的勢力、權力問題。這也就是葉啟政(2003)教授所謂的學閥、或台灣社會學界的知識─權力遊戲。長遠而言,這究竟是台灣社會學界之福與否,就有賴所有學界成員的判斷了。但至少,這不應該是少數學者代替整個學界、或社會學界所作的決定。這也才是落實科技民主於學術界的正途。實際上,這一類學術規訓、主流、非主流的問題,在TSSCI建立之初就已有先進預見了,只是當時王振寰教授以之為國科會既定政策而未加以討論(請參看台灣社會學會通訊38、39期相關文章)。但在政策執行一段時日之後,政策評估應該也有其必要。況且,社會學家亦不應輕易地拒絕將社會學或知識社會學觀點應用在其自身之上。 此外,就建立資料庫而言,不談TSSCI與SSCI截然相反,前者是以收錄的期刊皆屬一流期刊為前提,而後者則在分析之後才能決定何謂好的、重要的期刊、論文,前者以主觀評量為主要依據,後者強調客觀評量。此外,SSCI隨其發展重點之變化,仍著眼於資料庫內容的完整性,但相對於此,TSSCI此一收錄期刊極為有限,以及收錄與否還可能隨排序上上下下的資料庫,其可用性是極為堪慮的。尤其那些在觀察名單中上上下下的期刊,豈不是收錄了幾期的論文,又缺了幾期的論文。就可用性這一點,還請大家觀察、比較華藝公司資料庫未來的相對發展,以及THCI資料庫的做法(這一點本文稍後會加以討論)。看看官方、國家出資建立的資料庫與在圖書資訊學學者指導下,比較晚起步但又必須接受市場、實用性考驗的資料庫,三者未來的可用性與使用率何者為高。總之,夾雜著主觀排行榜與菁英資料庫的TSSCI,既沒有學得SSCI的客觀性,也無法成為一個可用的資料庫。若無意學習SSCI的客觀區辨,當初不須邀請SSCI的創始人Eugene Garfield來台;若只是要藉著主觀排行榜集中稿源,可以沿用優良期刊獎勵,無須另創TSSCI。但若要建立一個可用的資料庫,正如同瞿海源教授的建議,就必須廣納期刊論文,先讓資料庫回歸資料庫,再來談客觀排行。 三、現有學術評鑑標準的外部效應與非預期後果 正如本文開頭所指出的,政策的非預期後果不應被視為與政策無關的效應,參與政策訂定、推動的主事者有責任與義務考慮政策的正、負面影響,並設法調整、彌補政策執行時所產生的扭曲。無論相關主事者是否承認TSSCI只是在學術國際化的大方向上,做為補充SSCI不足的次等標準,不可否認的,現有各校的升等標準與學術獎勵制度,確實是呈現出SSCI優於TSSCI的情況。如果社會學界同仁能夠達成SSCI很有問題的共識,就應該先反對以SSCI做為學術評鑑制度的標準,至少先打破此一美國化優於本土化的階層關係。否則,這將使得台灣學者寧可優先專注於和國外學界對話,以致台灣學術社群的形成更加困難。 加以,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及,國內學者互不徵引的狀況,顯示出國內學術社群理性對話的空間根本尚未成形。相反地,我們只見到國內學者之間苛刻地相互砍殺(葉啟政,2003:20-21)。以致於不只一位學者向筆者提到,投稿TSSCI期刊實際上比SSCI期刊更難以通過審查、接受刊登。個人也得知,某位曾任國科會學門召集人的資深學者,亦曾因期刊論文審查人專業性不足卻又極為苛刻,而修書向期刊編委會提出意見反映。就個人所知,即將出版的近期台灣社會學刊正面臨沒有文章通過刊登的窘境。換言之,不思如何解決相互砍殺的問題,而以為藉著TSSCI的期刊排序就能夠解決稿源不足的問題,實則使得台灣社會科學界的出版空間壟斷於少數人手中,而形成本文前面提到的學術派閥。在此情形下,再以SSCI做為學術評鑑的標準,乃至於是更高一級的標準,必然會迫使越來越多的學者以此為出路。我們可以據此想像一下台灣社會科學界學術社群的未來圖象。亦即,自身不構成一個學術社群,而只有扭曲學術發展取向的派閥,另一方面,又致力於擠身世界學術社群,卻因為無法提供具本土特色的創見,而在世界學術社群中乏人徵引、陷身邊陲。 此外,王振寰教授雖曾在新版《社會學與台灣社會》中提及社會學本土化議題已無必要(王振寰,2003:21)。但在此,僅以一個例子來說明,個人有關本土化優先於國際化的主張。其他,則請參閱葉啟政教授有關社會學本土化與台灣社會學發展的諸多著作(例如,葉啟政,2001)。最近,我有個學生春假結束後從僑居地帶回一些名產到課堂上,我們問及這些極具特色的食品是否為當地人日常生活中的零食。她的回答是,這些是為了彰顯本地特色、吸引外國觀光客的商品,否則當地人吃的還是諸如洋芋片等來自西方的食品。扣緊學術研究來說,我深信唯有發揮自身文化的特色,才可能對整體人類的知識與文明有所貢獻,才可能引發真正的對話,而不只是修正或套用。反之,不以本土化為基礎的國際化,並無助於改變台灣學界在國際上的邊陲地位。更別提SSCI只是美國化、英語化的學術評鑑標準而已,根本稱不上國際化。 最後,以類似於SSCI等資料庫做為積點升等、畢業等學術評鑑標準,在台灣的自然科學、工程領域早已行之有年,但我們看到的是,在重量不重質的評鑑標準下,所產生的各式各樣求生之道,以及論文發表數量名列前矛,學術影響力卻有相當落差的現象。這一點,清華大學電機系的曾孝明(2001)教授與台大化學系的劉廣定(2004)教授也早以為文提出批判。無奈的是,社會科學界似乎也在政府追求卓越的政策下,準備步自然科學、工程領域的後塵,甚至毫不考慮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特殊性。 四、TSSCI與台灣現有其他資料庫的比較 本文先前已經指出,TSSCI與THCI在期刊收錄標準上並不一致,相較於此,SSCI、A&HCI、與SCI等資料庫卻已經整合為知識網絡(Web of Knowledge),並逐步納入研討會論文、網頁資料,以便更能呈現期刊、論文的影響力,並提升資料庫收納文獻的完整性。乃至於引得索引的相關理論在Garfield之後,仍有許多不同的修正意見,而Thomson公司員工亦不贊成以引得索引做為學術評鑑的唯一標準。實際上,負責執行TSSCI資料庫建立的中研院于若蓉(2004:93)教授,亦曾為文指出:「目前TSSCI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於各界對『收錄名單』的關注。在歷次名單公佈後,均受到學界甚或輿論界的高度關注,讓資料庫的工作人員備感壓力。做為TSSCI的建置單位,我們仍然期望各界對『資料庫』本身的功能寄予更多關注,善加利用此一資料庫,並對資料庫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更多建言。」前述這段話所未能面對的事實是, TSSCI所承受的關注與壓力根本是由於其原意就是做為期刊、論文排行榜,乃至於因此和學術評鑑、升等密切相關所致。整頓學術生態,而非建立資料庫,才是其主事者最重要的考量。亦即,正因為TSSCI是基於主觀評價的菁英期刊排行榜的期刊論文資料庫,此一資料庫的可用性原本就被當成次要的目標。這一點,除了本文前述有關TSSCI的期刊收納範圍、調整的討論已經指明以外,亦可以從該資料庫建立的主導學者之學科背景,以及參與學者毫無圖書資訊領域學者參與的事實即可看出。 在此,本文擬進一步介紹兩個圖書資訊學界學者參與建立的資料庫以為比較。 根據王汎森院士的說法,他並不贊成在人文學科中以THCI做為學術評鑑的標準,因而在其國科會人文處長任內並未同意正式公佈其為評鑑機制(王汎森,2004:179)。實際上,THCI的主要執行者台大圖資系的陳光華教授,亦曾明確反對以THCI做為學術評鑑的標準。因此,THCI的目標是以資料庫為首要考量,隨之,其收錄標準也就與TSSCI相當不同。陳光華(2004:106)教授指出,「由於我們將THCI定位為檢索工具與研究工具,所以THCI必須儘可能的收錄期刊,因此只有少數期刊被排除⋯⋯」。上述引言所呈現的邏輯是,THCI雖不希望成為學術評鑑的標準,但仍和TSSCI一樣,希望能夠做為引文分析相關研究的基礎,但在此一考量下,反而必須儘可能地收錄期刊,被排除在收錄名單之外反而是例外,以便正確呈現期刊、論文的影響力。更別提一個可用的資料庫顯然是圖書資訊學者參與建立資料庫的首要目標。其成果是,截至2004年4月為止,THCI已收錄了234種期刊,共有35097篇來源文獻與499932篇被引文獻(陳光華,2004:113)。相較之下,TSSCI則只收錄了63種期刊,共8157篇來源文獻與274630篇被引文獻,並宣稱可能將某些期刊踢出此一菁英排行榜。事先基於主觀聲望調查篩選收錄期刊名單的TSSCI資料庫,不僅因收錄期刊有限而使其可用性受損,再據此進行的引文分析顯然亦無法反映期刊、論文的實際影響力,更不用說是Thomson知識網絡所企圖呈現的跨學科、領域影響力。而依據此一收錄名單做為學術評鑑與升等的量化計分標準,不僅可能強化某些核心、或人數眾多之學術機構、甚至是個人的影響力,也可能扭曲了學術的發展取向,進而擠壓研究取向多元化的可能性。此外,相對於前述兩個國科會所屬機構所建立資料庫各自有不同收錄標準,且未能整合的情況,華藝數位藝術公司的CEPS(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s Service)資料庫則以跨領域、跨學科的華文期刊論文資料庫為目標,在前台大醫圖主任、現任職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的張慧銖教授指導下,目前正以私人公司的力量積極徵求期刊、論文同意授權,現已收錄包括生物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共三百多種期刊,乃至於也以收錄中國大陸學術單位的學術期刊論文為目標,並著手進行類似的期刊、論文影響力分析。根據張慧銖教授的說法,唯有立基於一個收羅完整的資料庫,才能夠藉此來分析、呈現某些研究的跨學科、跨領域影響力。和THCI、CEPS相較之下,TSSCI從一開始就深信一個資料庫的權威性乃是建立在其收錄期刊的權威性,但卻也在此一設定下,導致以主觀代替客觀、甚至是引用分析缺乏可信度、資料庫可用性堪慮的發展方向。 參、建議 首先是確定TSSCI的目的,如果是要建立一個資料庫,如同瞿海源教授所建議的,請廣納華文期刊論文。即使是希望能夠進而據此客觀區辨期刊、論文的優劣,亦應在收錄後進行索引分析,而非繼續現行菁英化、以主觀代替客觀、乃至於有權力、強人因素介入的運作模式。並且,公開TSSCI期刊收錄的會議記錄與主觀評量的原始資料檔。相信這一類人民對於行政、立法機關決策透明化的要求,對於學界也一樣是正當的。至少可以恢復TSSCI設計的原意,以提升期刊水準與整體學術研究水準為目標,在各期刊的編審運作已逐漸步上軌道的情形下,開放觀察名單與正式名單期刊的收錄,以一同提升、共存共榮的態度,而非壟斷的態度經營此一資料庫與學術評鑑標準。正如本文先前所提及,目前SSCI有關期刊、論文影響力的計算方式,多年以來在資訊計量學中亦有許多學者提出修正意見。TSSCI亦應邀請國內圖書資訊學相關學者、專家提供諮詢。甚至,實際上以SSCI、SCI、A&HCI等資料庫正朝向知識網絡整合的趨勢顯示,台灣現有人文、社會科學資料庫相互獨立、收錄標準各行其是的做法,也無以呈現某些論文的跨學科影響力。 其次是學術評鑑標準的多元化,這包括了不以美國、不以期刊論文為唯一標準,也不主張SSCI期刊論文優於TSSCI期刊論文。乃至於如中研院社會所湯志傑教授在年會學術評鑑座談時所建議的,應鼓勵創設專門領域的期刊,使同一領域的學者們有對話與發表的空間,循此亦不應僵化地以諸如一年兩刊為衡量標準。乃至於應該給予書籍、譯作適切的肯定。此外,亦不應忽略大學的教學功能與學者參與社會改革的角色,至少在對研究機構的評鑑標準,應不同於教學機構。 肆、結論:結構與行動的欺瞞? 在此,我們先看看幾個數字。因為TSSCI的成立而推動合併的台大社會系與中研院社會所合辦學術期刊《台灣社會學》,自合併以來的七期之中,共有三十七篇學術論文(不含書評)發表,其中台大社會系或中研院社會所成員擔任唯一作者或第一作者的論文有二十一篇,約佔將近六成的比例。此外,還有兩篇是屬於這兩個單位的成員擔任第二作者與其學生或助理合寫的作品,若也加入計算則內稿率超過六成。其次,近期的《台灣社會學刊》有一期僅有一篇研究論文,其餘皆為研究紀要。加以本文前面提及在學界素有一定評價的資深學者還是會因為論文審查人過於苛刻的有感而發。但有位曾擔任TSSCI正式名單期刊論文審查人的先進卻也向筆者抱怨,一篇他認為應該予以退稿的論文卻經由編輯委員的出面緩頰,而獲得刊登,乃至於該期因而一次刊出該作者的論文兩篇。個人也屢次聽聞擔任期刊主編的學者以拯救被退稿的論文為己任,但我並不清楚拯救或不被拯救的標準為何?反之,卻也有期刊編委宣稱即便審查人同意刊登的論文,編委仍有權介入讓作者來回修改、審查達半年、一年以上。同一位學者並主張,論文從收件到接受刊登之間不超過一年的期刊必定不是有水準的期刊。結果,TSSCI的幾個期刊若不是稿源不足,就是內稿比例極高,而刊出的文章也大多距初次投稿之時已經時隔一年左右。這一點,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翟本瑞(2002:vi)教授也曾為文指出。顯然,台灣社會學界的發表空間一方面已然嚴重萎縮,以致於規模越來越大的台灣社會學社群卻有著越來越小的對話空間,彷彿水準低落得僅有少數論文之創見值得堪出與學界分享。另一方面,有幸得以刊出的擲地有聲之作卻往往已經過了時效,甚至也耗盡了作者的心力,只為了解決那百分之一的瑕疵,達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印象中,還有位年輕學者在刊出的論文中,以一個「致謝」抱怨論文審查的過程,並祈求往後不要有人也遭遇同樣的對待。簡言之,從論文發表過程所反映的學術生態是,每一篇刊出的論文都是定論,而只存在作者與論文審查人之間的交流,整體學術社群內部並無以學術期刊為園地積極參與,相互修正、超越的理性討論空間。這也是本文在建議中會希望以共存共榮的方式來提升整體學術期刊水準,而非壟斷經營的原因。 極其吊詭的是,台灣社會學界從資深的學者到年輕的新近成員都對於SSCI或TSSCI做為學術評鑑標準有或多或少的意見,但大多只肯在私下抱怨,以致於本文也只能以匿名的方式引述這些說法。社會學做為一門處理結構與行動之間關係的學科,卻無助於學者們反思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學者們要不以大公無私地犧牲奉獻、致力於提升學術水準的超然角色自居,要不把個人身上所承受的苛刻待遇當成個人的運氣與對方個人的素養問題,無論如何,皆無視於個人行動或遭遇背後的結構因素。我依稀記得這叫做社會學的想像,通常列在社會學教科書的前幾章。另一方面,有更多有權力或沒有權力的學者都認為這是既定政策或大勢所趨而悲觀、無力地接受此一發展趨勢,甚至不自覺地以自己的行動發揮著強化、固定化既有結構的作用,更別說那些以既得利益者的姿態反對檢討現行制度的學者們。我看到的是,社會學家們反對將社會學觀點應用在自身、應用在自己所身處的場域之中,以及社會學家以其行動向世界顯示,社會學對於結構與行動之間複雜關係的討論只是嘴巴說說的謊言而已。而我,做為一位年少無知時從其他學科投向社會學懷抱的新進人員,只是因為不甘心接受社會學只是個謊言,而希望能夠喚起更多相信學術、相信社會學的學者們共同努力罷了。 【參考書目】 于若蓉 (2004)〈TSSCI-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引文分析與學術評鑑研討會》, 頁85-102, 台北: 國家圖書館。 王汎森 (2004) 〈引言」, 《引文分析與學術評鑑研討會》, 頁179-180, 台北: 國家圖書館。 王振寰 (2000) 〈有關國科會TSSCI質疑的幾點回應〉, 《台灣社會學會通訊》第三十九期,頁17-18。 王振寰 (2003) 〈社會學是什麼?〉, 收入王振寰、瞿海源《社會學與出灣社會(第二版)》, 頁4-24, 台北: 巨流。 劉廣定 (2004) 〈從科學引文索引與影響因數談出灣的科學研究〉, 引文分析與學術評鑑研討會〉, 頁36-50, 台北: 國家圖書館。 翟本瑞 (2002) 〈編者言〉, 《資訊社會研究》第二期,頁iii-viii。 葉啟政 (2001)《社會學和本土化》, 台北: 巨流。 葉啟政 (2003) 〈台灣社會學的知識-權力遊戲〉, 《政大社會學刊》第三十五期,頁1-34。 蘇國賢,蔡明璋 (2003) 〈台灣社會學者的隱形學群與知識生產〉, 邁向新世紀的公平社會-社群、風險與不平等」研討會, 台北。 張苙雲 (2004) 〈審查的隨想:舞權弄利?公益服務?〉, 《台灣社會學會通訊》第五十一期,頁5-6。 曾嬿芬 (2003)〈編輯者言〉, 《台灣社會學》第六期。 曾孝明 (2001)《台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 台北: 群學。 陳光華 (2004) 〈THCI-台灣人文學引文索引〉, 《引文分析與學術評鑑研討會》, 頁103-120, 台北: 國家圖書館。 黃厚銘(1999) 〈知識份、社會學家、與反身性〉, 《台大社會學刊》,頁41-70。 顧忠華 (2004a) 〈大學評鑑的顯性與隱性功能:以社會科學為例〉, 《當代》,頁28-37。 顧忠華 (2004b) 〈期待台灣的「公共」社會學〉, 《台灣社會學會通訊》第五十一期,頁2。 Bourdieu, Pierre (1990)A Lecture on the Lecture, in Matthew Adamson,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PP.177-19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2000)Pascalian Meditation, Richard N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宮入暢子(Nobuko Miyairi) (2004) An Analysis on Taiwanese Papers in Isi Databases: Effective Use of Citation Data for Research Evaluation, 引文分析與學術評鑑研討會, 頁71-84, 台北: 國家圖書館。 Weber, Max (1949a)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 Weber, Max (1949b)"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in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PP.50-112, New York: Free Press。 Weber, Max (1969a)Politics as a Vocation,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P.77-128, London: Weber, Max (1969b)Science as a Vocation,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P.129-156, London:
相簿設定
標籤設定
相簿狀態